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作为在近代艺术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音乐,在古希腊就拥有了崇高的地位,而这种地位与古希腊时期作为数学科学是不无关系的。
在古希腊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音乐是被作为数的科学而被定义的。他们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物质,而是数,事物的本原是由数构成的。因此,数的本原便是万物的本原。这种泛化的音乐观点在古希腊较为流行,在科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当时的哲人在寻找统摄世界的物质始基中的有益尝试。
在对音乐音程的研究中,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同一。他用“和谐”来言说音乐的美感,认为音乐是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毕达哥拉斯学派将这种音乐的原则推广到其他姊妹艺术中,甚至应用到天文学中去,使天文学因此也具有了美学意味。他们认为宇宙也有音乐即“天体音乐”,――天上的星体在轨道上运行时也产生一种和谐的音乐。而且这种音乐是最高的和谐,连灵魂的和谐都与之“同类相应”。
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基础的统摄天地宇宙万物的科学音乐观,也开启了西方“数―比例―和谐”这一音乐美学重要论题。影响西方达两千多年之久,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中世纪的波埃修、奥古斯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查里诺、凯普勒、达?芬奇都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讨论,并肯定了数在音乐中具本质性的重要作用。十七世纪以来,关于音乐是数的科学的音乐本质论才逐渐式微,马泰松在其《完善的乐队长》中就有终结毕达哥拉斯科学论音乐观的论断:“认为数学与音乐没有关系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需要仔细探讨,但是自己认为和使别人相信:数学是音乐的心脏和灵魂,则是更大的和危险的错误。我们肯定:歌唱和声音所引起的一切情况的更替,只是由声音的各种不同的外部关系产生的。康德也认为数学“仅是那诸印象在它的结合和变化中的比例”,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以数为音乐本质的科学的音乐观才得以结束,之后,数便仅仅成为构成音乐的手段和音乐构成中的一种元素。
综观古希腊的“科学音乐观”,尽管它是一种旨在建立言说整个世界的“本体论”的尝试的结果,而且这种以数为中心的“科学音乐观”成为包罗万象的天地人的本原,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因此把哲学称为音乐。这种极为泛化的音乐观距今已经很遥远,但它里面的合理的内核却是永恒的。
首先,是“科学的音乐观”里所蕴涵的一种贯通天人的独特、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在这种思维方式里人与整个世界建立了一种基于数的理性联系,这种恢弘大气而又严谨的理性思维,这种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哲学洞见,这种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是其后西方音乐甚至西方文明辉煌的内在驱动力,把西方音乐推向顶峰的时期正是这种思维的结晶。当代的音乐作品正是缺乏一种宏大的“视野”,即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人性中真善美的一种深切的关怀。在音乐作为一门艺术日益独立,音乐家的价值不断抬升的今日,音乐作品恰恰迷失了自己,其原因是在“个性化创作”的外衣下实则自闭的结果。在这种“个性化”的创作下,音乐的主观性越来越大,由此造成音乐逻辑结构的粗糙化,音乐形式上的光怪陆离,音乐内涵的日益萎缩,音乐在听众中价值认可的普遍性程度逐渐缩小,音乐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与社会,人类的距离越来越远。
其次,在“科学的音乐观”里,基于数比例所构成的和谐原则实质上是在最朴素而又最高的意义上隐喻了音乐的重要原则,即音乐必须在可听的形式上具有和谐。对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说道:“正如眼睛是为了天文学而造的那样,我们的耳朵是为和谐的声音而造的……。”自毕达哥拉斯从铁匠的锤声中,从琴声中发现了和谐的规律后,和谐在当时音乐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和谐不仅作为音乐的本质,甚至作为万物的本质以音乐的名义表现出来,尽管从现在看来,以和谐来定义音乐的本质,未免有以偏概全,牵强附会之嫌,但并非意味着和谐的重要性在音乐中的消解,恰恰相反,在古典音乐时期,“和谐”却正是这一音乐高峰时期的最为重要的美学特征。
尽管那时人们已经不再以数、和谐来定义音乐了。然而,当代有些音乐却正在不和谐的怪圈里匍行,而且创作者动辄振振有词,冠之以新音乐和先锋音乐的称号,他们打着时尚的反传统旗号,在新潮“理念”的指引下,试图玩尽一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是游戏,但它不是别的游戏,如康德所说它是美的游戏,是有美的形式的游戏。这些音乐所到之处,摧城略地,传统的音乐的领地已被蚕食,和谐已经荡然无存,已经到了反音乐的境地一音乐已经成为一种没有形式的意向。音乐彻底地由科学的国度变成了哲学的国度――由可以计算的数的尺度变成了一个不可理解的意向的维度。这种当代泛化的音乐观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希腊包罗万象的科学音乐观的一种回归,然而落在具体的音乐实践上却是一种倒退,因为,即便古希腊极为朴素的以线形为主的音乐也是具有和谐的原则的,而当今盛行的却是一种音乐实践上的反和谐。实际上,在音乐的研究中,从数的角度切入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而且少数音乐理论家已开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著作。这是当今浮躁的音乐理论界的一股清风,体现了一种纯粹科学的精神,这是艺术精神的前提。
在古希腊,音乐作为数学,起到了解释上至天地宇宙,下至人情伦理的一种本体论的作用,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解释,如今看来是有失偏颇的,但是,在这种解释中,却蕴涵着包括音乐在内的西方艺术的科学的理性精神,正基于此,之后的音乐改革,在前行中始终不忘回顾,这体现了这些音乐家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人的优秀思想,一方面进行了有力的开创。
在经过了漫漫的中世纪这个独特的“熔炉”(因为它直接导致了艺术音乐的诞生),艺术的音乐观在科学音乐观和宗教音乐观二者的张力中涅磐而出,可以说,科学音乐观是艺术音乐观形成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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